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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關鍵判決》:我此時必須說實話,我無法保持沈默。

擷取自預告片(HBO)

文/法操司想傳媒

《關鍵判決(Confirmation)》是2016年上映的一部美國電影,故事為真人真事改編。1991年,美國首位非裔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·馬歇爾(Thurgood Marshall)決定退休,時任總統老布希欲提名同為非裔、而持保守派立場的克拉倫斯·湯瑪斯(Clarence Thomas),作為新任大法官人選,卻因此掀起過去性騷擾風波,引發全美關注。

提名大法官 陷不適任疑慮

作為馬歇爾大法官的繼任者,湯瑪斯因其同為非裔,加上反對墮胎等保守派立場,獲得共和黨和老布希總統支持。按照法律規定,大法官候選人在總統提名後,須經過參議院議員投票半數同意。就在準備投票前夕,一位法學教授安妮塔·希爾(Anita Hill)向參議院議員揭露曾被湯瑪斯性騷擾的事實。

安妮塔聲稱,過去在教育部和美國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於湯瑪斯底下工作時,湯瑪斯曾多次邀約她出席各種應酬場合,之後更對她提起人獸交、性器大小等詞彙,使安妮塔不堪其擾,但當時礙於工作,而選擇噤聲。然而,隨著投票日逼近,安妮塔認為這件事關乎未來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,因此選擇在這個時刻站出來。

收到這個消息的參議員拜登(Joe Biden),作為司法委員會主席,決定推延投票日,並舉行安妮塔和湯瑪斯的聽證會。隨著聽證會透過全美直播,加上媒體熱烈討論,原本的性騷擾事件,逐漸演變成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政治角力,而參議院共100位參議員,每一個同意和反對票,都將牽動最終湯瑪斯大法官任命案的結局。

性騷擾不限肢體  法律有規範

本片基於真實事件改編,如同真實世界一樣,湯瑪斯是否對安妮塔性騷擾不得而知,只能透過聽證會上雙方的陳述,推敲事件的原始樣貌。然而,觀看這部片的過程中,隨著鏡頭帶到參議員私下討論和提問的畫面,不僅逐漸使人感到無奈和憤怒,也會逐步意識到,當這起性騷擾事件牽扯政治因素,就不再是單純釐清真相而已。

舉例而言,當安妮塔決定揭露性騷擾事件後,馬上就被質疑:「過去十年選擇噤聲,在這個時間點跳出來,是否是政治操弄?」此外,當共和黨參議員向安妮塔提問時,為了確保湯瑪斯能就任大法官,先是提出湯瑪斯並無與安妮塔肢體接觸佐證,爾後甚至質疑安妮塔可能患有妄想症。

從安妮塔的陳述來看,她承認湯瑪斯與她並無肢體接觸,這點因此遭受攻擊。然而,性騷擾並不僅限肢體接觸,舉凡言語、視覺、動作上一切與性有關,並讓人感到不舒服的行為舉止都屬於性騷擾。在我國,針對性騷擾就有「性騷擾防治法」、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、「性別工作平等法」等多部法律規範,各有其立法目的和構成要件,以防範這類問題。

該相信他或她  測謊非解藥

另一值得討論的是,當參議員質疑安妮塔可能有妄想症時,安妮塔決定透過測謊,證明自己陳述的真實性,但即便她通過測謊,仍再度受到參議員攻擊。測謊在司法案件上行之有年,但測謊結果是否有證據能力,一直廣受討論和質疑。由於安妮塔並不是在法院,沒有這方面的問題,但如果是刑事案件,就必須更加謹慎處理。

就實務見解而言,最高法院認為在符合諸多要件下,例如:受測者同意配合,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、測謊員經良好訓練且有相當經驗、測謊儀器品質良好、受測者身心意識狀態正常、測謊環境良好等嚴格要件,測謊鑑定報告有證據能力。而依目前刑事訴訟法法修正草案來看,則認測謊結果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否的證據,採取更嚴格的態度。

湯瑪斯最終以52票同意、48票反對的驚險票數通過,並一直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至今。然而,在湯瑪斯成為大法官的隔年,美國女性參與議員選舉人數創下歷史新高,爾後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也有女性加入。透過這部片,得以了解美國司法史上曾轟動一時的事件,也得以檢視時至今日,性別平權的成長以及更多努力的空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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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從性侵審判爭議 看台灣司改

    司法院日前罕見舉辦公開說明會,就性侵被告因被害人警詢的指控定罪,是否剝奪其審理程序詰問權等影響審判公平,邀請機關代表、被告律師表示意見。

    大法官釋憲前的大動作,不僅反映孤立空間「密室犯罪」,法官難以隔山打牛、隔空抓藥的審判困境。同時,此項憲法爭議直指我國偏重筆錄審判的實務陋習,並且凸顯台灣被害人保護不足的司法罩門。

    二○一九年,日本最高法院統計資料顯示,被害人進入法庭參與審理達一四八五人次,於證據調查親自詰問被告、證人計八二六人次,另於庭期審訊表達感受、量刑意見共一七七二人次。並且,程序過程辯護人陪同、協助者有一一八四人次,其中藉由法扶律師提供免費服務有六四九人次。

    日本近年司改為能貼近人民、容易了解,審判進行「直接審理」、「言詞審理」。亦即,判案心證源自「第一手資料」,證據調查強調「言詞問詰」。同時,被害人不再彷如「局外人」,而是程序當事一方的「參與者」。

    犯罪學研究認為性侵彷如「人格的謀殺」,被害人盡力忘卻痛苦經過、不願回想。另一方面,「陰翳犯罪」大眾腥羶獵奇總有窺探情緒,傳統偏見也易認為被害人「與有過失」。刑事程序避免被害人第二次、第三次受害,規範機制設計或朝「減少供述」調整修正。

    如同本次釋憲的關鍵爭議,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」條文規定:「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」、「到庭後因身心壓力於訊問或詰問時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拒絕陳述」,以致法庭審判直接使用被害人「警詢筆錄」做為證據,不另要求其到庭進行「交互詰問」接受詰問及對質。然而,性侵案件犯罪現場大多沒有目擊證人,且加害者、被害人立場對立、各說各話不難想像。

    多年前,徐自強涉嫌擄人勒贖卻因「共犯指控」遭判死刑定讞,大法官強調:「被告享有詰問證人之權利,乃具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」,推翻約制實務數十載的最高法院判例,不僅「槍下留人」並且確認「交互詰問」的憲法論據。

    同樣地,性侵被害的警詢筆錄源自「片面說法」,亦是密室偵訊單方詮釋「二手資料」,供述者的表情神態、話語的抑揚頓挫等等,於事實認定上「牽一髮動全身」,實難藉由「冰冷筆錄」、「枯燥書審」即可正確解讀,必須改以動態檢證、多方問詰方能避免誤判。

    對照日本法庭有關罪責有無、刑罰輕重之重頭戲,審理過程「證據聲請」、「證人詰問」、「言詞辯論」等等關鍵場景,被告不僅全程在庭、主動參與,「被害人」亦可參加訴訟、比照辦理。因此,本次憲法法庭論證焦點,應非被告權利過度保障,而是我國司改被害人維護未臻周全。https://talk.ltn.com.tw/article/paper/13500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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